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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要向绿色发展转型

发布时间:2019-11-10 21:25:14 编辑:笔名

中国城镇化要向绿色发展转型

中国城镇化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转型。今年以来,全国许多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地区等区域,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按照2012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对雾霾的担忧尚未散去,地下水的污染又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的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空气污染、水污染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病”的集中表现,所造成的健康损失极大,事关生命安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病”并不仅仅是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所造成的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问题,更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扭曲的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病态的城市化”。尤其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甚至直接威胁城镇居民的生存底线,喝干净水,吸清洁空气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期待。

中国城镇化如何向绿色发展转型?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推进城镇化的绿色发展转型,需要围绕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制度安排及企业和公众参与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

第一,反思特大城市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弊端,优化城市结构体系,走均衡城镇化之路。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引导城镇人口合理布局,改变人口、产业、资源过于集中少数大城市的局面,从根本上缓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要优化城市结构体系,坚持“两条腿走路”,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一是大力发展城市群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以大带小、合理分工。应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既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也注意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应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明确都市圈中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形成合理高效的城市分工体系,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二是依托县城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增强中小城市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鼓励更多的人实现就地城镇化。通过发展城市群和做多中小城市,科学布局城市体系,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使人口合理流动,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以及城市功能过分集中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

第二,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的问题,加快形成支撑绿色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城镇化离不开产业支撑,推进城镇化绿色转型更需要实现产业的绿色发展。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发展方式过于粗放,带有明显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特点,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应通过积极控制增量、优化存量的方式,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增量方面,要建立差别化的产业进入机制,进一步提高火电、石油炼制、有机化工、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加强绿色制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积极发展绿色先进制造业;要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物流等因素,有重点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重点扶持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服务业的发展,不断提升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水平和服务水平,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绿色发展。中国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相关测算表明,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但目前中国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扶持力度较小,节能、环保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过低,如中国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只占GDP的0.2%,比发达国家要低一至两倍。存量方面,应因地制宜推行现有企业群集约化和燃料清洁化发展,对规模小、重复性高的行业进行有效整合;加快绿色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传统制造业生产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完善绿色生产技术指标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对重点耗能、污染企业加大检查惩罚力度,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加快淘汰产能效率低、优化升级难度大的企业。

第三,建立更加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环境监督体系,依法推进城镇化走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绿色城镇化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强公共服务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环境保护制度,实现利益调节和行为纠偏。首先,要确立政府绩效考核的绿色导向,明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将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等指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硬指标体系,使促进绿色城镇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其次,要广泛借鉴、吸取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手段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国情、民情,加快推进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研究制定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管理、机动车污染防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实现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强化环境保护中的法治管理,加大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实现环境保护“有法必依”。针对现行环保法“违法成本低”问题,要大力提高违法成本,以“双罚制”、“按日计罚”等手段惩治排污企业,还应引入更多的强制性手段,推动污染入刑,以震慑违法行为。最后,要健全污染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环境监督体系建设,提升自身的监测能力,健全空气和水污染的应对体系,提高执行力,解除民众焦虑,增强居民安全感;尽快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构建区域、省、市联动一体的应急响应体系,推动各项防治措施有效落实。

第四,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治污,提倡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用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的绿色发展。防治污染不仅靠法律法规所形成的约束机制,还需要靠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激励机制,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应进一步探索运用经济手段激励市场主体主动治污减污,对积极从事治污减污工作的企业,提供财税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支持企业自主减排治污的财政制度,加大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对主动减排治污的企业可采取适当的补贴。加快研究设立环境保护税,合理确定环境税征收的范围、标准和对象,逐步形成完整的环境税税系。在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可探索对优先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推进环境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市场化融资机制,加大对符合环保要求和信贷原则的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并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和项目的贷款需求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进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体系。发挥民营企业在城市绿色发展中的作用,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市环境改善和发展环保产业的积极性。

第五,提高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提倡绿色消费模式,引导市民广泛参与城镇化的绿色发展。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有利于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进而推动城镇化绿色转型。中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欧美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比例要低很多。中国绿色消费人群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绿色消费意识,以及消费者不具备对高价绿色产品的消费能力。为此,要进一步增强公民环保意识,增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将环保意识上升为公民意识,将环保行动普及为公民行动。加大绿色消费的补贴力度和信贷支持,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要加强对绿色生活和消费模式的舆论宣传,促进公民逐步树立绿色消费观,在全社会营造生态、适度、节俭的绿色消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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